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http://www.xyfzqk.org/UploadFile/Issue/mvkjkktt.pdf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即将迎来十周年。已往十年，中东政治发生了庞大而深刻的变化,体现在秩序、意识形态、模式三个维度。中东正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地域权力正发生深远转移。

在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俄罗斯等其他外部新势力以及地域大国乘势而起。传统的地域权力体系遭到颠覆，同盟体系解体，国家碎片化，以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面临非国家行为体的严峻挑战。秩序瓦解陪同着猛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新自由主义在中东狂飙突进时代已了结结，民主、人权、选举、世俗化等传统叙事正在被正义、生长、稳定、革新等新的话语体系所取代。

以土耳其、埃及、沙特和伊朗为代表的传统生长模式正悄然转型。中东地域政治的急剧转型反映了当下全球秩序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地域反映，同时也凸显了中东政治中新一轮自主意识的兴起，开启政治上自我否认与自我重建的新历程。

关 键 词 中东政治地域秩序意识形态政治生长模式作者简介 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生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大国与中东关系”主持人（北京100101）。中东剧变发作至今已近走过十年历程。已往十年，中东诸多方面均发生了猛烈变化。学界从宏观或国别层面临中东剧变的原因、体现及影响等作了较多探讨，但究竟中东剧变给该地域或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需要学界举行连续思考。

中东剧变对中东政治、宁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还在连续生长中，更久远的效应还需更长时段来考察。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从政治秩序之变迁、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生长模式的演化三个视角对已往十年中东政治生长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找出纪律性变化，或许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事态生长和地域走势有所助益。

秩序之变：权力的转移与“后美国时代” 国际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权力格式以及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依照这一观点，中东秩序是指对中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域内外势力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域格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奥斯曼帝国秩序，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再到两河流域，基本都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内。

伊朗处于奥斯曼体系之外，保持相对独立存在。虽然奥斯曼帝国秩序面临来自西欧列强以及内部叛逆的庞大威胁，但仍能委曲维持生存。第一次世界大战竣事后，帝国战败瓦解，奥斯曼秩序轰然崩塌，并被所谓的赛克斯—皮柯体系所取代，欧洲开始主导中东并支解了奥斯曼领土。二战后，随着英、法的急剧衰落，其职位转由美、苏接替，中东由殖民体系转向冷战配景下的南北极反抗体系。

冷战竣事后，美国全球霸权职位确立。中东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体系，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形成。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经受了多次严重打击，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从伊朗核问题到中东剧变，一次次撞击使得这一秩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中东地域局势生长开启了中东秩序的“后美国时代”。

其鲜明特征是，美国主导职位开始发生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域事务的向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泛起衰退、弱化，对中东国家政局、地域生长偏向、地域宁静与稳定、地域秩序摆设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可以说，中东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地域秩序视角看，第一，自中东剧变以来，主要域外大国在气力对例如面发生庞大变化，传统势力平衡被打破。这突出体现在美降俄升、西退东进和“一降两升”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伶仃主义上升，不愿再深陷中东，不愿过分担负所谓全球向导责任，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与中、俄的大国竞争。与中东近邻的欧盟则陷入内外交逆境地，无力在中东发力，欧盟一手打造的“地中海同盟”实际已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东之乱祸及欧洲，非法移民、灾黎潮、恐怖主义一波又一波，欧洲内部同时还面临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气力上升等一系列重大危机。

俄罗斯则借叙利亚战争等中东之乱努力重返中东，全面拓展与中东各国关系，极大提升了地域影响力，在冷战竣事30年后再度成为中东地域的主角。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呈显着上升趋势。日本安倍首相多次出访中东，努力到场调整美国与伊朗矛盾，甚至破天荒地派军舰赴波斯湾到场护航。印度莫迪政府由传统的“东向”政策转向工具兼顾，又推出“西向”政策（Look West Policy），鼎力大举增强与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关系。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稳步推进。第二，域内国家气力此消彼长，国家间关系严重失调，新的地域性大国兴起，详细体现在：传统地域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的中心职位逐步让位给安卡拉、利雅得、阿布扎比、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与3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国家团体失色，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水平上还被3个非阿拉伯国家所主导。沙特、阿联酋、埃及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猛烈交锋，主要原因就是抵制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预干与。

在西亚北非两大板块中，北非处于颓势，且内向化、非洲化趋势显着。除了摩洛哥等日益非洲化外，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世界“领头羊”也日益将非洲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偏向。在阿拉伯世界板块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兴起，形成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大地域性中心气力。

第三，传统的地域规则、规范和制度受到严重打击，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被撼动。美国在中东的乱作为、不作为以及连续战略收缩，组成了中东地域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泉源。

美国险些放弃了已往几十年其中东战略的五大支柱——保障能源供应；与地域主要国家结盟并保障其宁静；推动巴以宁静；反恐；促进中东民主与自由。冷战竣事后，中东宁静历程是中东稳定的主要基石。而特朗普政府亲手摧毁了中东宁静历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则和基石：“以土地换宁静”“两国论”，公然认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主权，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认可非法定居点的正当职位。

美国对地域盟友的宁静答应也显著下降，在关键时刻不愿向海湾盟友提供宁静掩护。2019年，沙特重大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波斯湾多次发生商船遭袭击事件，充当地域反恐先锋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遭美国扬弃，都是典型事例。这也导致美国与其在中东恒久所依赖的四大支柱国家（埃及、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的盟友关系开始崩塌。

地域间国家关系泛起大分化，传统盟友与同伴关系发生猛烈调整并举行重组，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以及土耳其与埃及、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四国由同伴到对手的关系逆转。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阿联酋—沙特—巴林—以色列—美国五国反伊朗地域同盟的形成，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三国结成守旧伊斯兰准同盟，以伊朗为焦点的地域什叶派同盟形成，海合会泛起破裂，这四大事件的生长对地域秩序则造成严重打击。

作为海湾以及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海合会，其成员连续繁荣与团联合作泛起动摇，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扬镳，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域的政治秩序和稳定。与此同时，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宗派主义、极端主义连续兴起，打击传统国家界限，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在整个地域肆虐，库尔德民族主义连续上升就是典型例证。第四，从国家层面看，各海内部政治生态与政治秩序发生诸多重要变化。

其中，最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五方面：其一，中东多国陷入杂乱无序，或政局动荡，或陷入冲突和战争，被迫举行权力的结构性基础革新或重大重组，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其二，政治气力去中心化、多极化、多元化和疏散化趋势显着。

传统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地域多个恒久执政的“老大”政党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多元化并带来政党的多样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尔不能继续；终身制总统和完全缺乏责任的向导走到了止境。

”部族、民兵、非政府组织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门。其三，传统权力关系与政治运行模式日渐改变，如官民关系、政教关系、军政关系等。

“公共政治”盛行，民粹主义政治思潮上升，宫廷政治或精英政治有所收敛。技术进步加速了权力的扩散和转移，社交媒体爆炸式增长，青年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讲话权显获提升。除少数国家外，宗教气力在多国政治生长中作用上升。军队的作用在社会动荡中日益凸显，整体呈上升趋势，有的甚至走上前台（如埃及）。

其四，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打击地域政治秩序。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抬升了部落的作用，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三国尤为突出。武装民兵组织在地域扩散，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中发挥显著作用，并塑造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形态。

在伊拉克，武装民兵正在发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变化，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开始努力钻营进入政治舞台。伊朗支持的跨国什叶派民兵网络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挥重要作用。跨国雇佣军在中东战争的崛起已成为当前中东政治中的一个突泛起象，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活跃着大批国际雇佣军。

以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恐怖组织在地域规模内运动，如“伊斯兰国”对地域组成严重宁静挑战，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运动放肆。可以说，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对国际关系及地域宁静组成了严峻挑战。其五，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入加速转型期。

海合会六国普遍面临王位继续危机、代际危机、经济转型危机及社会革命危机。沙特、阿联酋、阿曼等国面临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重组和权力中心的转移。

沙特王室政治发生重大改变，兄终弟及继续制度被终结，萨勒曼王朝正在取代沙特王朝。总之，当前中东秩序出现的主要特征是动荡、杂乱、无序和不确定性。“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是约瑟夫·奈所言的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杂乱秩序”，犹如中东版的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之变：重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到身份政治的兴起 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理论。

通常，我们把它看做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配合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已往数十年来，中东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一直很是猛烈，贯串四条主线:美国霸权主义与反美主义之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西方化的本土民族主义之争、世俗化与伊斯兰主义之争、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之争。这四方面的重大斗争在多方面深刻影响着中东政治与社会、中东的宁静与生长之走势。

本质上，围绕这四条主线斗争的底色是中东国家对有尊严的民族主义之强烈追求，反映了它们对强加的外来主义和政治秩序的反抗。不外，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是中东剧变以来地域与国家政治发生急剧变化。中东秩序塌陷的同时，主导意识形态也在崩塌，地域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化和多元化。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而国家民族主义在上升。

伊斯兰主义发生严重分化，极端主义日益被主流政治气力所排挤，而温和伊斯兰主义在上升。自20世纪80年月以来在中东恒久盛行并逐步占据主导职位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失去势头，导致地域泛起意识形态真空和意识形态杂乱。中东政治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显着改变。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从理论到实践走下神坛。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自20世纪80年月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

西方全力推动地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五化”历程，急欲将中东纳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园地区战争，企图对“大中东”地域举行民主革新，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走上巅峰。但随着中东地域进入“后美国时代”，它不仅意味着美国走向相对衰落，还象征着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

美国被迫在中东举行战略收缩，并放弃在中东举行的所谓“民主革新”。从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中东新威权主义上升，政府在国家生长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增强，这一切均讲明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在中东遭遇了重大挫败。事实上，中东剧变就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正如艾琳·考克斯所言，2011年埃及“一·二五” 革命的发作是新自由主义实施30年的效果，贫困、南北极分化等现象加剧了阶级对立。在新自由主义退缩的同时，中东显现新的政治和经济生长趋势。在政治上，新威权主义泛起，动荡之中民众召唤稳定和强有力的政府。

一项阿拉伯民调显示，高达42%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做好践行西式民主模式的准备，34%的人认为民主意味着无力决议和相互争吵。在他们明白的民主中，稳定对国家生长至关重要。

在经济上，从波斯湾到北非，从土耳其到伊拉克，政府主导生长经济模式受到接待，各国纷纷推出经济生长战略计划，推动再工业化，如沙特的“2030愿景”。全球秩序的变迁、逆全球化的生长，以及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国际能源格式的转移，对中东经济生长造成庞大打击，传统经济生长思想和模式遭遇挑战，这也影响到政府对政治治理模式的调整。第二，主流话语体系正在由自由、民主向公正、正义、生长更替。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由、民主、世俗化是已往几十年中东政治的主流话语，自由化、民主化、世俗化也是地域政治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和焦点。

上述思潮在国家治理中则体现为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打压伊斯兰政治组织。可是新自由主义在中东遭遇严重水土不平，西方国家的强行推进导致恶果连连：政局动荡，南北极分化，贫富鸿沟加大，制造业生长停滞不前并被纳入到中心—边缘的西方世界体系、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遭到严重侵蚀，等等。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焦点是资本向中东社会各领域渗透，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以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对此，中东的守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直勉力抗争，试图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奇特性。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化在中东曾长盛不衰。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均带有反西方的身分。21世纪初，土耳其的正义与生长党（AKP）和摩洛哥的正义与生长党（PJD）划分赢得大选，即阻挡新自由主义的实证。中东剧变被称为“大饼革命”，反映了民众更渴求面包、正义。

正义、生长、温和伊斯兰已经取代自由、民主、世俗化，成为地域政治的新潮水、新标识。地域许多政党纷纷效仿土耳其的正义与生长党，建立新的政党，打着正义、生长的旗号，关注民生诉求，努力到场政治，争取民众，并在选举中取得不俗结果，如摩洛哥的正义与生长党、突尼斯的再起运动党（Ennahda）、利比亚的正义与生长党（J&C）、索马里的正义与生长党（JDP）。突尼斯的再起党和利比亚的萨拉杰政府甚至公然宣称以土耳其正发党为学习模范。

第三，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叙事正发生改变。自二战后，反犹、反美和反西方一直是中东政治的主要潮水。从中东战争到美苏冷战，从萨达姆的伊拉克到卡扎菲的利比亚，从叙利亚到伊朗，从穆斯林兄弟会到“基地”组织，无一不是这一主题的现实出现。不外，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潮水已悄然改变。

巴勒斯坦问题曾是中东反美、反犹的主因。如今虽然巴以宁静仍未实现，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

巴勒斯坦问题已往被视为中东问题的焦点，可是这一焦点职位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日益边缘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和以色列接触与来往。沙特和阿联酋甚至携手以色列配合反抗伊朗。纵然特朗普政府推出极端亲以的所谓“世纪生意业务”，在阿拉伯世界也没有遭到猛烈阻挡。“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态度虚实纷歧”。

反美主义的叙事也大致如此。已往，反美主义一直是地域政治的主题，阻挡美国的地域霸权秩序是中东政治生长的主要驱动力和中东的特色政治之一。现今，反美主义声音在降低，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已不再是中东地域的主要矛盾。

这与美国在中东日益收缩、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地域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有莫大关系。与“基地”组织差别，“伊斯兰国”不再以反美、反西方为中心任务和标志性口号，这也是当今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生长的共性与重要趋势。第四，政治伊斯兰生长出现新特点。中东剧变发作后，中东地域的政治伊斯兰生长泛起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其一，政治伊斯兰的生存与运动空间大大扩充，官方和民间对政治伊斯兰接受度增大。除埃及外，中东地域大多数国家取消了已往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打压政策。新的伊斯兰政党在各国纷纷建立，与此同时，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竣事秘密运动，开始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突尼斯、利比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政党甚至一度上台执政。其二，政治伊斯兰日益被视为一种切合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生长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共识：在政治上排挤伊斯兰因素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必须接纳并允许其到场政治。在是否支持本国实行政教分散制度这一问题上，有阿拉伯民调显示，支持比例为42%，而阻挡政教分散的为41%。土耳其一项民调显示，2008~2018年间，自视为传统守旧派人士比例由37%上升到了45%，“现代派”人士由31%下降到29%，宗教守旧派由32%下降到25%。

这“一升两降”反映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整个地域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了宗教影响的扩大和对温和宗教的接受度上升。其三，伊斯兰政党对民主、自由和世俗化等西方观点有了新的认识息争释，总体上接受世俗民主制，但强调伊斯兰特色民主。

它们对自由的界说曾经险些是一元化的解释，一元化主要是指西方对自由化的界说占据主导职位。现今泛起了多样化的差别解释。纵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主张“自由和正义”，建立“自由和正义党”，也未排挤世俗民主制。

地域的伊斯兰政党大多效仿土耳其的正发党，以正发党向导的“新土耳其模式”为模范。其四，形成以土耳其—卡塔尔为轴心的伊斯兰政治同盟新图景。

恒久以来，中东的政教关系或政治伊斯兰主要有四种类型：伊朗的政教合一模式、沙特的由王室主导的政教互助型模式、以地下运动为主的穆斯林兄弟会模式、“基地”组织模式。其中，伊朗一直是中东政治伊斯兰的一个轴心。

不外，现在伊朗的这一轴心职位正被土耳其—卡塔尔轴心所取代。近年来，土耳其和卡塔尔已在地域结成基于配合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同盟，双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共识，在实践上也配合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北非各国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土、卡联手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惜与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交恶。土、卡还鼎力大举支持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并与哈马斯、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而在意识形态上，土、卡两国又与伊朗形成了准意识形态同盟，同时也是反沙特的准政治同盟。

实际上，中东已经形成两个政治伊斯兰的轴心,即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第五，身份政治凸显，民族、部族、宗教、国家的身份被再次界说。

一般而言，身份认同总是与危机相伴。身份政治既是危机的反映，也是酝酿新危机和放大既有冲突的种子。在地域失序和动荡大配景下，寻找新的政治认同成为保障宁静、维护利益、确定新坐标的重要路径和计谋。已往十年,中东身份政治的生长在四个方面比力突出。

其一，国家新身份得以重新打造。好比，土耳其由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的“新土耳其”转型；阿联酋由政治中立的商业国转向有着充当地域大国野心的中东“小斯巴达”。2020年8月，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勇敢迈出这一步，虽然有地缘政治思量，出于停止伊朗的宁静需求，但这一事件的背后与阿联酋国家身份重塑和地域作用再定位有很大关系。阿联酋事实上的统治者、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BZ）雄心勃勃，刻意放弃传统的商业立国和外交中立的基本国策，塑造一个全新的阿联酋，使阿联酋成为地域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他对地域也有新的设想，意欲打造一个新中东，并担任地域主要向导者。

努力到场地域政治、宁静事务，停止土耳其和伊朗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渗透和干预，改变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些都是穆罕默德王储地域雄伟蓝图的重要组成部门。沙特则在萨勒曼国王父子带路下开始打造一个“新沙特”。其二，沙特的民族主义兴起。

“新沙特”带有祛除过分宗教养的意味,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正好相反。沙特在中东是一个特殊的政权，是王权和宗教精密互助的混淆物，其主要特性是宗教因素在国家政治生长中的作用十分突出，瓦哈比主义将各部落凝聚在一起。

沙特国王的首要称谓也是“两个圣地的监护人”，因此，沙特本质上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这一特性既是沙特的优势，也潜藏着庞大政治风险。

因此，自萨勒曼国王父子执政以来，面临地域性厘革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升的庞大压力，他们开始重新塑造沙特。穆罕默德·萨勒曼王储着力打造新沙特，建设一个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坚定地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这一民族主义倾向偏离了以往的伊斯兰主义，对沙特的内政外交有着重大影响。其三，教派主义、部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基于民族、部族、宗教等差别身份的地域冲突愈演愈烈。

以沙特为首的伊斯兰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两大阵营冲突日趋猛烈，由冷战演变为热战，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多地发作“署理人战争”。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部族势力上升。

“伊斯兰国”快速崛起，并很快伸张至整个地域。地缘政治和宁静情况的变化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四，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重建取得重要希望。

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人口达3 000万之多。恒久以来，库尔德人一直面临“我是谁”的重大身份危机，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库尔德少数民族身份恒久不被认可，民族文化特性遭压制。库尔德人与本国中央政府有着猛烈冲突，族际关系紧张。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了自治，解决了身份危机。在已往十年，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解决身份危机方面也取得努力希望。两国政府都认可了库尔德人的存在，允许库尔德语言文化的使用和流传。

中东剧变孕育了“库尔德之春”。模式之变：“土耳其模式”与“沙特模式”的转型 在20世纪，政治模式的选择对生长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大多数国家在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双重压力下均面临重大民族生存危机，被迫重建政治制度和生长模式，以期凤凰涅槃、救亡图存。作为一种制度和体系，政治模式的背后涉及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

一国政治模式简直定，既关乎一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生长，也对国际关系和地域宁静有着重要影响。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东，作为地域国家效仿的国家模式大要有四个：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

土耳其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被视为彻底西化和世俗化的典型。埃及也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但其世俗化、民主化水平远不及土耳其，并被视为威权国家。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设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属于一种奇特的伊斯兰民主制。沙特作为君主制国家，恒久被视为守旧主义伊斯兰国家典型。

这四种类型对差别国家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同质圈。进入21世纪后，这四类国家模式的吸引力泛起了差别变化。总体上，伊朗模式和埃及模式吸引力并无太大变化。埃及进入“后穆巴拉克时期”之后，其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塞西政权依然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典型。

因受制于伊美关系以及其奇特的教法学家统治模式，伊朗模式对外输出也面临很大障碍。相比力而言，土耳其和沙特两种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型，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呈上升之势。“土耳其模式”在中东以致整个生长中国家都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不少国家都以土耳其为政治革新或革命的效仿工具。

不外，作为一种模式，它在差别历史时期的内在不尽相同，其影响也纷歧样。从历史生长来看，“土耳其模式”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3~1945年）是猛烈革新时期。这一时期，凯末尔彻底西化的革新所发生的庞大影响超出了地域之外，对整个亚洲国家都有广泛影响。

许多遭受殖民侵略的东方国家寻求通过革新和自我革命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强盛，遂差别水平地视察、学习土耳其的履历。伊朗是其时中东地域学习土耳其革新的先锋，伊朗向导人甚至亲赴土耳其深入学习考察。第二阶段（1945~1990年）是“土耳其模式”冻结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反抗，土耳其加入北约，中东地域政治分化严重，再加上土耳其内部政局连续动荡，“土耳其模式”吸引力并不突出，未能发挥出示范作用。土耳其一心西向，也无意对外输出模式。第三阶段（1991~2010年）是“土耳其模式”政治化时期。

这一时期，“土耳其模式”具有特殊政治寄义。苏联解体、冷战竣事后，美国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以最终确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大行其道。

随着美、苏作为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走向终结，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与冲突急剧上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大中东为主战场，希望“民主革新”伊斯兰世界。

在此配景下，作为伊斯兰国家融入西方世界典型的土耳其之作用凸显出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乐成建设世俗民主制的典型，是伊斯兰世界融入西方世界的样板，是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兼容的最佳案例。

为此，西方国家努力宣传，向伊斯兰世界推介土耳其模式，希望中东国家学习、借鉴“土耳其模式”，最终实现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宁静演变”。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是“土耳其模式”的再造。

中东剧变以来，随着中东陷入大动荡，中东秩序开始崩塌，土耳其也开始以新形象示人。埃尔多安向导的正义与生长党2002年上台执政。

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正义与生长党蛰伏时期。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重新打造土耳其，在内政外交方面接纳了一系列重大革新，包罗革新军队并削弱武士干政传统、建设总统制、提升伊斯兰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修正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门路，以打造一个切合土耳其国情的新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埃尔多安的革新某种水平上偏离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设定的国家门路，偏离了世俗化、民主化和西方化的偏向。在西方国家看来，埃尔多安的集权实际上就是“独裁”。

埃尔多安向导下的土耳其虽然在宣扬民主、公正和正义，但实际上沉醉在过时的威权主义之中。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政府决议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此举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终结”和“一个伊斯兰土耳其的降生”。简而言之，曾恒久被西方视为样板的“土耳其模式”已泛起问题，不再是西方所推崇的样板。

对西方国家而言,旧的“土耳其模式”已经风景不再。不外，对地域而言，埃尔多安版的“新土耳其”却具有别样的吸引力，似乎更契合地域国家国情。

在地域一些国家和民众中，彻底世俗化的土耳其并不契合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的身份。彻底西化的土耳其在西方世界也显得格格不入，且不被接纳。西方民主给土耳其政治带来的恒久动荡与破裂损害了土耳其政治稳定和国家生长。

埃尔多安版的“新土耳其”更适合当下土耳其的国情，也适合中东和伊斯兰国家。在索马里、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新土耳其模式”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在中东剧变初期，土耳其经济社会基金会（TESEV）开展了以“中东民众对新土耳其看法”为主题的年度民调，效果显示：只管土耳其在中东地域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有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埃尔多安治下的“新土耳其”是地域国家的样板，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共存的乐成案例，在多国也泛起了翻版的土耳其正义与生长党。埃尔多安小我私家也成为地域最受接待的向导人之一。2017~2018年度卡塔尔多哈研究所的一项阿拉伯民调显示，富有争议的土耳其地域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较高评价，得分高于美国、俄罗斯、伊朗、法国、中国等国。

值得注意的是，新、旧版“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地域的作用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异，即已往的土耳其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缺乏兴趣，勉力与之保持距离，对自身的亚洲、伊斯兰属性和身份持自卑态度，对在该地域流传自身模式也缺乏兴趣；而现今的土耳其则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怀有浓重的兴趣，重新确认自己的欧亚国家和伊斯兰国眷属性，努力将土耳其打造为“自由阿拉伯精神之地”，努力地到场地域事务，介入地域争端，推广“新土耳其模式”，勉力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首脑职位。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和重返伊斯兰主义这一偏向相反，沙特却加速了世俗化、去极端伊斯兰的革新。恒久以来，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职位相当高，饰演着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牛耳的重要角色。这一职位的取得，不仅仅因为沙特是伊斯兰教的降生地、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或是沙特作为一个慷慨大方的石油富豪的存在，还因为在不少穆斯林看来，沙特是践行古典主义伊斯兰教的样板，沙特国教瓦哈比教派则是伊斯兰教的“正宗”。

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流行与此有很大关系，沙特在全球努力传教也是重要动力。沙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践行伊斯兰教的行为方式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示范性意义，如政教关系、教派认知、伊斯兰金融、妇女规范、伊斯兰着装、饮食、社会行为规范等。

不外，这一传统模式自2015年以来已然发生重要改变。萨勒曼国王父子着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临沙特举行全新革新，革新的焦点是：重新调整政教关系，打造沙特民族—国家，削弱宗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传统职位；致力于“温和伊斯兰教”，并摧毁极端主义；扩大社会开放，允许开办影戏院、剧场，允许女性平等到场各项社会运动等。穆罕默德王储公然宣布要 “重返温和伊斯兰”，强调已往30年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其时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伊朗模式”的威胁，而现在必须终止那一切。萨勒曼国王父子所推动的革新无异于一场革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沙特自己，对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以及全球反恐都将发生重要影响。

穆罕默德王储也指出，处于三大洲之间的沙特是二十国团体成员之一，“一个更好的沙特有助于当地区的生长以致改变世界。”结 语 中东剧变发生以来，该地域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生长均发生了急速变化，多元且猛烈，其中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是重要体现。这种变化虽然带有普遍性，但也只是中东政治变迁的部门视角，并非全方位视角。若将中东剧变以来政治生长变化置于历史长河中，其变化带有某些循环的意义。

中东政治之变与今世国际秩序变化相关联，主要源于中东地域内部自身的社会转型。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反映了中东主体性增强、地域政治和文化自觉提高之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当下中东正处于历史性转型历程中，这一转型带有恒久性和不确定性，故上述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具有历程性、不确定性。从更宏观视野来看，近十年来中东政治生长的主要特征是:其一，中东地域政治秩序处于过渡阶段，陪同着猛烈的动荡与冲突。其生长趋势是由单极秩序向“后美国时代”的多极秩序演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域国家自主性的逐步增强，以及在中东新秩序形成中将饰演重要角色。

其二，中东面临的危机是多样化的复合型危机，政治危机是其中之一。政治矛盾突出，政治危机层出不穷，短期难以挣脱。政治生长与地域宁静、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精密相关，相互交织。

政治转型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同步举行，但显着滞后。政治问题严重制约生长。而生长与民生问题又是引发政治矛盾的主要因素。其三，国家生长模式或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一直是地域政治主题之一。

当前，中东地域国家治理与国家生长模式的探索展现出一些配合趋势，即对适度民主化、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宽容与接纳，显示出了试图挣脱模拟西方、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生长门路的迹象。埃尔多安推动的“土耳其模式”的转型，既是呼应现实需要，解决旧模式效率不足的缺陷，也是出于尊重历史和国情的理性决议。未来，中东政治生长仍需要着力解决四大焦点问题：一是地域政治秩序的正义性与稳定性。

国家生长实现正义的关键是努力挣脱外来干预，而建设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实现秩序的稳定。二是政权的正当性、权威性和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中东的问题要么是正当性不足，要么是权威过分。

三是解决经济与民生问题。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宁静的焦点与基础保障。

四是教俗关系。这是伊斯兰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前的温和政治伊斯兰偏向依然具有不确定性，教俗的对立和斗争依然很是尖锐。

就当下而言，中东未来政治生长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西方世界的连续衰退、地缘政治连续紧张和冲突连续、逆全球化的生长、新冠疫情大盛行、低油价的打击与海湾国家的去石油化的经济多元化革新，这些关系中东未来生长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对中东政治生长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决议着中东政治生长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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